李海青：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启蒙

回顾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与迄今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学界已从多个维度进行了研究，但综观已有成果，启蒙的维度似乎关注不够、论述不多。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国现代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启蒙功能同样极为重要而不能忽略。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观念更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指导性作用。当然，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以及国内的相关研究中，极少使用启蒙的话语，这可能和通常将启蒙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相联系有关。确实，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影响巨大、深远，中国五四启蒙运动大部分时间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启蒙运动，所以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人们的日常印象中，启蒙似乎总是与资产阶级内在相关。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启蒙，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启蒙。对于人类的实践而言，没有启蒙就体现不出人类思维的巨大创造性、积极能动性和时代引领性。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这种启蒙功能主要是以思想指导、思想解放、正本清源、返本开新、与时俱进等话语来表述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能够发挥持续的启蒙功能，是因为作为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极其强大的启蒙能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思想精华。“马克思思想的出发点就在于法国的启蒙思想。”“马克思在很多方面都是启蒙思想的儿子。”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以其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批判和深刻解构了近代启蒙思想，并以一种崭新的、完整的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发挥了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启蒙功能。“在欧洲历史上有过两种启蒙运动，一种是特指18世纪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另一种是新指19世纪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后的无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解构是去蔽，打破成见与传统意识形态，具有启蒙功能，建构是提出科学的真理，给人指明规律与方向，同样也是启蒙。马克思主义融彻底解构和科学建构于一体，是人类思想启蒙迄今所达到的最高峰。在此意义上，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排除于人类思想启蒙的历史之外，而是完全可以在思想启蒙的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上来对之进行理解和把握。“在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时，的确不应该将唯物史观与启蒙割裂开来，不仅不能割裂唯物史观与启蒙史的关联，更不能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身面临的启蒙任务。”“通过教化环节让人民大众接受唯物史观及其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马克思所要求的启蒙。”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解构与建构的有机统一，根本在于其实践观的确立。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唯物主义忽视主体实践，单纯从从客体或直观形式去理解对象与现实，唯心主义虽然强调意识能动性，同样不知道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各自缺陷，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以其实践观同时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种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身的对象性活动特别是平时不被关注的劳动实践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基于生产的实践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认识视角、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的牢固理论基点。

具体而言，以实践观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四个层面进行了这种解构与建构的理论创造，从而展示了自身启蒙的魅力与伟力。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相比于近代启蒙历史观，唯物史观显示出了理论的高度彻底性。近代西方启蒙思想深受进化论影响，秉持人类的进步信念，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宣扬历史的向前发展，但其在理论上无法说清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机制与规律，最终陷入唯心史观。理论的不彻底意味着启蒙的不彻底。而唯物史观则明确了历史进步的内在机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奥秘，实现了历史上的去蔽澄明、拨乱反正。

其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生产实践，深入分析了生产实践中的所有制、分工问题，从而使阶级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相比于近代启蒙思想宣扬的抽象人性论、抽象理性论、抽象观念论，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真实而具体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实际，揭示了社会利益的分化与对立，戳破了资产阶级各种理念主张虚假的普遍性和虚伪的天赋性，指出了观念背后资本统治的实质。“所谓的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此，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充分发挥了对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解构与祛魅作用。

其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强调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者作为实践主体对于历史的创造作用，从而把被过去意识形态包括近代启蒙思想所遮蔽的普通劳动者的历史地位反转式的凸显出来。普通人在传统历史观中是没有地位的，这与过去的意识形态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一简单事实的遮蔽或掩盖有关。忽视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也就必然忽视从事日常生产与生活实践的主体。所以，出现于唯心史观中的只能是上帝、英雄或各种抽象的精神实体。其实，“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具有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此，群众史观对于人民主体性的思想启蒙与价值启蒙可谓深刻！

其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强调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所进行的历史实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强调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相比之下，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理想历史图景不过是美化了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已。法国启蒙思想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启蒙理想的批判、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宣告、未来世界图景的科学阐释，对于现代无产阶级与广大民众的启蒙不仅是理论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只要资本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存在着，马克思的思想就仍然是批判的武器，仍然是未竟之启蒙的资源，它指明了批判的方向与路径。”

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但最初其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传入中国时，这种启蒙意义并不十分彰显。这里面有对马克思主义输入与介绍太少的原因，也有其他各种思潮冲击的原因。近现代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但长时间居于主流的还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知识分子长时间认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时，批判与超越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获得广泛传播的。中国五四启蒙运动前期，陈独秀、胡适等接受与宣传的皆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尽管陈独秀更倾向于法国启蒙思想，胡适更倾向于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切实认同并开始广泛传播，就现实而言，源于两大事件的推动：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特别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暴露出了西方列强的真面目与西方文明观的积弊、价值观的虚伪，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苏俄政府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吸引了更多中国先进分子关注十月革命的道路、意义以及作为布尔什维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这两大事件推动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关注点从西方自由主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而在马克思主义受到认真对待与研究时，其科学性、先进性立即就产生了强大的理论吸引力与信仰感召力。就理论特质而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与人民主体地位的揭示，对阶级观点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阐发，对落后国家的真挚关切，对建党必要性的强调，对工农联盟及统一战线的重视，对未来共产主义美好图景的描绘，恰恰契合了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现实中两大事件的推动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特质，使得在五四启蒙运动后期，自由主义启蒙渐衰，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主要的启蒙资源，而这也导致了原先启蒙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

当然，马克思主义如果只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其启蒙潜能是无法得到真正实现的，其需要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特别是成立工人政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有了传播与释放启蒙潜能的领导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潜能才逐步变为现实。那么，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潜能是如何逐步实现的呢？一句话，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的。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历史任务就是实现现代化。不管是民国时期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也好，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探索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开创、推进、拓展也好，现代化的主题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启蒙功能，就在于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有效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当然，中国的现代化是分阶段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所发挥的启蒙功能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化不同阶段，针对不同历史任务与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观点与原理会被高度重视与聚焦，重点发挥启蒙功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条件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现代化的阶段不同，时代条件不同，历史任务不同，主要矛盾不同，被重视与聚焦的观点与原理也会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条件的结合点也会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由此也会不断与时俱进。在此应予明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启蒙的直接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挥更大启蒙作用的理论载体与思想平台。换言之，这其中存在一个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与原理（对党的领袖与先进知识分子最先发挥启蒙功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启蒙的直接成果），再到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启蒙的普遍成果、更大范围的启蒙）的启蒙层次的逐步推进问题。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一方面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启蒙中介作用，同时也通过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或原理展开为结合实际、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从而大大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内涵、大大提升和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影响。

既然马克思主义启蒙功能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依据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逐步展开。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划分呢？回顾历史，迄今为止，中国现代化大致可以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通过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经济的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这是现代化的提升要求。与此三个阶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生产力观点，人学观点与系统观点各自发挥了主要的启蒙作用。当然，这种阶段划分与主要启蒙点的确定比较笼统，是粗线条的。实际上，每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都是多方面的，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条件的结合都是多领域的，在此我们按照辩证法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的理论，把握的是主要启蒙点。主要启蒙点对应历史主要任务和社会主要矛盾，很大程度上决定与影响着对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理论的理解与把握，在每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中居于统摄地位。再者，明确每一个阶段都有主要启蒙点，也不是说这些主要启蒙点在其他阶段就不发挥作用，而是说面对新的形势与任务，在启蒙的诸观点中其重要性会相对减弱。总之，要辩证的、具体的、历史的来认识这一问题。

（一）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阶级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

对于五四启蒙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李泽厚提出过著名的“救亡压到启蒙”的观点，意思是只有五四启蒙运动宣扬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才属于启蒙之列，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为了救亡图存，其本身不具有启蒙功能，不属于启蒙思想之列，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与自由主义思潮竞争中的胜出是救亡压到了启蒙。对于李泽厚这一观点，学界已有诸多批评，其实，将救亡与启蒙截然两分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与传播当然是为了民族救亡，自由主义的引入与传播何尝不是如此，自由主义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科学具有启蒙功能，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阶级意识、生产力决定作用、历史规律、人的自由发展、人类解放、自由人联合体何尝不是更为深刻的思想与价值启蒙。自由主义启蒙的式微，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胜出，既反映了这两种理论本身科学性的差别，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对此，毛泽东有过非常概括的论述：“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由被动转入主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崭新的时期”这些用语非常明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远超于自由主义的深刻启蒙内涵和伟大启蒙意义。

这一时期，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紧迫任务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功能最集中地体现在其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对于中国革命所发挥的指导意义。阶级观点给了局限于传统思维几千年的中国人一种认识社会与历史的全新视角，使之获得了分析问题、制定政策的有力理论工具。对此，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有清醒认识的。“就马克思主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理论，其传入中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首先抓住的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这一非常实用的社会改造方法论。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将阶级斗争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金线，影响深远。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也明确指出：“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的内容极为丰富，将之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有些简单与片面，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心态及理解的不足。但是，对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把握，契合了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把握住了问题解决的关键，因而展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作为这一阶段的主要启蒙点，作用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对点点官网app下载的高度重视。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无产阶级是最具先进性的阶级，而共产党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共产党身上应该体现的最集中、最彻底、最充分，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搞好自身建设，做到打铁必须自身硬，才有资格有能力担负历史使命。在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将点点官网app下载作为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点点官网app下载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一大创新，就是弱化阶级身份而强调阶级意识。与西方社会工人阶级的发达不同，当时中国社会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这种情况下，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共产党就不可能迅速扩大队伍，增强实力，完成使命。针对于此，毛泽东等党的领袖特别强调思想建党，解决思想入党问题：不论阶级出身如何，只要具有了相应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就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这种思想改造具有长期性。这一对于阶级观点的创造性应用，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对民众与战士进行阶级观念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对于中国革命而言，兵民是胜利之本，但要充分发挥他们胜利之本的作用，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工作，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共产党员需要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意识，民众与战士则应具有相应的阶级意识，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具有革命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受经济社会基础和传统文化影响，广大兵、民原先所具有的一般只是家族观念、地方观念、草民意识，甚至认为交租是天经地义，即使有反抗意识，也不过是旧式农民的起义思维。而依靠这些陈旧观念是无法实现自身解放与民族救亡的。现实的革命与解放首先要求观念的革命与解放，在此意义上，对于广大兵、民阶级意识、阶级觉悟的启蒙势在必行。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对他们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大众化教育，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被剥削地位，认识到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翻身解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其三，通过阶级分析，明确革命的基本问题，制定革命的战略战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就毛泽东而言，在这一阶段，他始终自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战略思考，明确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方式、前途等。当然，不同具体时期，面对不尽相同的形势与任务，他的分析也针对性的有所区别。大致而言，大革命时期，其阶级分析与战略制定的代表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阶级分析与战略制定的代表作是《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时期，其阶级分析与战略制定的代表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解放战争时期，其阶级分析与战略制定的代表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正是通过深入透彻的阶级分析，我们党才明确了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采取武装斗争。这是因为强大而残酷的阶级敌人不给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才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路线方针。这是因为要唤起作为人民之主体的农民阶级，在对其进行思想启蒙的同时，还要解决好他们最关注的土地问题，做到思想观念启蒙与物质利益保障的双向并举、共同发力；才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正确战略。这是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不同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最终才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纯熟的运用，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而这也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所具有的启蒙威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阶级观点的精深阐发与阶级分析方法的高超运用是极为重要的原因。

必须看到，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的启蒙话语虽然包含个体解放的内涵，但更主要是一种集体性话语。在此意义上，对于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追求的是阶级与集体的解放，而个体的解放被认为是内含在其中的。在这里，凸显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阶级话语使用的同与异：两者都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阶级解放更多是一种工具或途径，他们更关心每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当时救亡图存的严峻形势使得个人的解放必须首先服从并服务于阶级的解放、国家的解放与民族的独立。在整体性救亡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个人的存在是难以保障的，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性救亡甚至要求个体的巨大付出乃至牺牲。这种大的时代形势与历史任务决定了近现代中国各个阶级的启蒙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将集体性的救亡与启蒙放在第一位或作为核心追求，即使是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亦莫能外，包括严复、梁启超、胡适等。

还应认识到，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既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启蒙民众，同时也使用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来进行大众的启蒙与宣传。正如上述，近现代中国所面临的首先是国家与民族的救亡图存问题，所以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的启蒙自然是紧迫而必要的，近现代国内各阶级的精英与先进知识分子也都一直致力于此。在此，中国共产党启蒙的一大特点是，适度融国家观念、民族观念于阶级观念，以阶级意识的启蒙统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启蒙。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民族压迫的实质也是阶级压迫。具体到近现代中国，就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本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等的剥削与压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无产阶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密不可分，既然如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自然从属于阶级问题的解决。正是基于这一思维逻辑，写于1939年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篇首先叙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以及其如何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然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最后落脚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现代化：生产力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

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之后，阶级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启蒙与构建还在持续，但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主要任务。不管是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还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实质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迅速推进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国家工业化，全党对此也是具有高度共识的。

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这时已经成为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这个启蒙点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对生产关系与所有制的强调所遮蔽，无法直接发挥强有力的启蒙作用。众所周知，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能动反作用，把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视为社会主义本质，并认为通过这一体制的建立就可以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超越发达国家，甚至不长时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基于这种认识，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被高度重视、反复强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生产力观点成为了一个新的“启蒙点”。

这一“启蒙点”所带来的历史教训无需赘述，但其何以形成却值得深入总结。这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问题，也有现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的问题，同时也深刻表明要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言，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前提，并且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全部废除。“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逻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项的改造生产关系以解放与释放生产力的过程。但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基于紧迫的国内外形势，在取得政权以后，更倾向于通过生产关系的尽可能破旧立新以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在此，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被不适当地放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被不适当地夸大了。当然，这一放大与夸大也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的建设毫无经验有关，在当时的观念中，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建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进而言之，这一“启蒙点”的定位偏颇说明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的。唯物史观诞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历史场景中。“西方工业革命及其所造成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强烈地展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因而也就导致了以生产力决定论为核心的唯物史观的诞生。”而近现代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落后，新质生产力较为弱小，这就使得人们在面临危机时对于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性有明确感受，认识到必须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才能实现救亡图强，但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却既难以深刻认知，更无法充分感受，从而容易在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方面陷入主观主义。“在这种认识状态下，一方面，当人们破除旧世界的时候，已经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破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正确的革命要求，从而使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建立新社会的问题时，却又很难基于他们尚未真切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而仍然是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基于某种或明或暗的非生产力决定论的传统观念。”这说明，要想真正全面的理解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的，而如果不具备特定的基础与条件，那就只能通过现实的经验教训去加深理解、深化认识。以上分析也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言，其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完全正向关系，似乎每一次理论与现实的结合都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发展程度与经历的教训挫折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决定着主要启蒙点的选择及其作用的发挥。

主要“启蒙点”的偏颇导致了严重背离启蒙理想的效果，在现实的经验教训面前，再次校准主要启蒙点显得尤为必要。但这种对主要启蒙点的再次选择却首先必须树立启蒙效果的评价标准。换言之，主要启蒙点的明确倒在其次，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主要启蒙点的选择是否准确。如果客观标准不预先确立起来，或者在主要启蒙点的选择上陷入主观化，或者等到教训极为惨痛再行调整，代价都是无法长期经受的。有了科学的评价标准，即使启蒙点选择偶有失误，也可以很快调整。而这一科学的评价标准，即是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实践标准，实际上就是通过再次重申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打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特别是打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僵化理解，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实事求是，根据实践效果来判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是否科学，让实践效果讲话，让实际成就评判，让人民群众检验。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深入理解1978年春发生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历史意义。从启蒙的意义上讲，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是一次启蒙，不过不是主要启蒙点意义上的启蒙，而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次启蒙，是将社会主义重新放置到现实基础上的启蒙，是告别苏联建设模式的启蒙。没有这次讨论的铺垫与启蒙的准备，就不可能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启。

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启蒙点再次回复到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上。从党的八大确定社会主要矛盾，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定社会主要矛盾，强调生产力的发展，不到三十年时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启蒙点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这样一个回归与重新肯定的过程，表明了对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认识的极大深化，对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极大深化。对生产力的强调意味着必须打破从生产关系上理解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点，意味着对将传统经济制度作为主要“启蒙点”的拨乱反正。与之相对，邓小平从现实功能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重新界定。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其所应具有的实践功能，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所具有的实践功能来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立、改、废，是制度服务于功能的实现而不是相反。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完全契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观点。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经典著作中之所以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是意在通过制度的变革实现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人的解放与发展、社会关系的和谐与优化，他们也不是为制度而制度。在此意义上，邓小平的论述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观理解上的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生动体现了他所讲的“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精神。

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理解为基础，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注发展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领导全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样，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都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所提供的诠释空间内，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时代条件，进行了影响广泛、意义深远的创新，邓小平理论由之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之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新的启蒙语境中，邓小平对生产力发展的鼓与呼，特别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明确、对改革开放的推动、对“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社会蕴藏的动力与活力，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闸门。“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尤使我国原有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中的种种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方面，越来越彻底地暴露在了人们的面前，这就促使人们不断地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积极发展的方式予以克服。这种愈益深入的强有力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越来越彻底地打破了长期根深蒂固地滞存于人们头脑中的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种种不切实际的理论观念和理论幻想，因而也就给我国带来了一场更加持久、深入、彻底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将生产力观点的启蒙功能做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党的内在性质与本质要求的高度对生产力观点予以认可，进一步深化了对生产力决定性作用的认识，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意义的认识，从更大的程度上、更深的层次上触动着人们的思想，觉醒着人们的意识。特别是，在生产力观点的启蒙下，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不断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传统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是计划体制，不能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发展。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实中的经验教训使人不得不反思。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在传统意识形态困扰依然严重的情况下，当时这一目标的提出振聋发聩，发挥了极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与之相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必然会催生比如私营企业主和民营企业家等新的经济阶层与社会阶层，必然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新的经济阶层与社会阶层，新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就存在一个如何定位与对待的问题。针对于此，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之明确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特别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在入党标准问题上，他的讲话同样思想解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在现实中就为新经济阶层与社会阶层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放开了限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党建理论方面也进行了重大创新。十六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把党的性质由过去的一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修改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修改意味着承认新出现的经济阶层与社会阶层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同样代表他们。这一修改同样体现了在政治态度上、在意识形态上对新经济阶层与社会阶层身份的认可。审视这一时期，从对生产力观点的强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到上层建筑的调整，思想解放是整体性的，启蒙的效果是系统性的，有些观点的创新相对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甚至是颠覆性的。

生产力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是巨大、广泛而深远的。当然，正如上文指出的，每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都是多方面的，与中国具体实际、时代条件的结合都是多领域的，指出主要启蒙点只是为了便于把握重点与关键。具体到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直至党的十六大这一阶段也是如此。总览这一阶段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与党的文献，内容涉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方面，现实中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也在不断推进。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启蒙的多方面与结合的多领域并不意味着现实发展的统筹与协调。此中的问题是生产力观点在这段时间往往被人们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极端化理解：生产力的发展被单一强调，往往被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财富增值，甚至是不惜其他方面代价的增长、增加与增值。特别是在中国这种治理模式下，有硬性考核指标或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任务，部门、地方与基层既有压力也有动力去完成，而考核软约束或缺乏实际利益的任务则易于被选择性忽视或轻视。认识与体制等各种原因使得尽管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都在推进，但推进的力度与程度存在很大差别，由此带来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逐渐成为一个问题开始显现。在经济大潮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在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加成为最主要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在过去穷惯了、穷怕了的国人发财致富欲望突然得以释放的条件下，要想实现规范、全面、协调、平衡、可持续的发展是谈不上的，富起来再说就成为主流的想法与做法。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两点：就理论层面来讲，特定阶段生产力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是必要的，但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健康推进而言，单纯生产力观点的启蒙又是不够的。就现实层面来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特定的社会发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也很难期望形成对生产力观点的完整准确理解。只有经过问题与教训，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阶段进行反思时，认识才能更为深入、更为科学。综合以上两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与拓展呼唤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启蒙点。

（三）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人学观点与系统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

生产力观点的启蒙一方面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似乎造成了一种物的现代化的景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频发，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断凸显。对于世纪之交我们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与挑战，党的十七大报告有非常明确的论述：“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思想道德建设有待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以上这些问题与挑战说明，中国的现代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和关键节点，必须从经济现代化转向有重点的全面现代化，由物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越是在关键节点，问题往往积压的越多越严重。如果能够破除各种障碍，渡过这个节点，现代化建设就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与水平。而向这样一个更高层次与水平的跃迁，就必须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汲取新的思想资源，寻找新的主要启蒙点。

基于中国现代化推进的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哪些观点、原理或方法可以作为这一新的主要启蒙点呢？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与系统观点开始在党和国家层面被突出与强调，逐渐成为了新的启蒙点。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人学思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主体；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要实现每个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优化，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等。改革开放以后，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关注实际上是具有持续性的：最初是基于对“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反思而引发的19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这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发轫；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人学研究专著涌现出来，这是人学研究的正式开始；1990年代是人学研究的展开与深入阶段，属于高潮期；而到21世纪之后，国内的人学研究仍在继续扩展。但这些研究长时间内都局限在学术界与理论界的范围，对于党的理论创新并没有太大影响。这种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在人们生活整体还不富裕，特别是还处在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时，经济发展就等于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大政方针肯定专注于此，对人的其他方面的抽象理论研究不可能产生多少政策价值与现实意义。但随着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随着社会利益冲突的日益明显与频繁，随着社会成员利益意识的不断增强与需求的不断增多，随着传统发展方式弊端的不断显现，人的问题终于凸显出了。自党和政府到社会大众都开始普遍认识到，仅仅依靠自然资源投入，经济发展是难以持久的，关键还是要靠人，靠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靠人所推动的科技创新；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也是不可取的，不能以物为本，而是要以人为本，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转化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的和谐才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逐渐显现出来，理论创新对学术研究的吸纳变得明显。如果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对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人学内涵的最初回应的话，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则明确宣告了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所具有的巨大启蒙意义与重大指导意义。发展依靠人，发展为了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效果由人民评价，这些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初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有效结合。

系统观点同样属于这样一个新的主要启蒙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包括着丰富的系统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整个理论生涯中不仅广泛使用了系统、有机体、有机系统、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等概念，而且把这些系统思想的特有范畴与新世界观的确立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了一种体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根本精神的新形态的系统思想。”“他们深刻揭示了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为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系统性原则。”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就有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或系统思想的研究，而国外各种系统理论研究的兴起，又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系统思想的研究和关注。但是，如同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研究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研究长期主要局限在学术领域。而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使得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现实指导意义得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开始由学术研究进入并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有效发挥了对于科学发展的启蒙意义。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协调、统筹兼顾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中寻得其理论源头。在这样一种系统思维的视野中，不仅发展是整体的、统筹的，而且生产力也不再被简单化、片面化理解，而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与其他领域发展相协调的生产力。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对于系统观念运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正是着眼于这两个大局，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相协调，我们在国际上提出要构建和谐世界。对于世界发展理想图景的清晰定位说明我们对于国际大局愈益关注，中国自觉地、有意识地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开始贡献出自己的智慧与方案。

综合以上，不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还是系统观点，都对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相关政策的制定、相关制度的建设发挥了特定的启蒙与指导作用。当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归根结底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同时借鉴了国外发展理论与发展经验，但这些都必须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内加以阐发与吸纳，马克思主义发挥着总体的指导与定向功能。应该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要启蒙点的这一调整，并不是对原有生产力启蒙点的彻底否定，而是对之的涵括、吸收与扬弃，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更为全面、科学地来理解和把握生产力本身及其发展。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将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与系统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开始调整、优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念思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更大程度、更为全面、更为深入地把握和贯彻了这两个主要启蒙点，更进一步地推进了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正创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又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一方面，深刻理解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明确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以人为本侧重在理论层面强调人民重要性的话，以人民为中心则带有更为鲜明的现实政策指向。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历史性大事上，体现在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体现在对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强调上，体现在人民权利法治保障的不断健全完善上，体现在党治国理政的其他方方面面。以上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成就将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启蒙意涵以及指导功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体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深刻理解并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点，在中央层面成立或加强相关机构，注重改革、发展、稳定、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整体谋划、统筹协调、全盘考虑，提出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强调各项制度政策的系统集成、实施效果的协调高效，应用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六个必须坚持”、“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其相互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要素之间都体现了鲜明的系统思维。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明确将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新时代对于系统观念的运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就国内大局来说，明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二是就国际大局来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一带一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作出重要贡献。不论是科学发展观提倡的和谐世界也好，还是新时代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都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始更大程度地承担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历史使命，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在不断中国化的同时，时代化也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启蒙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获得更大程度的彰显。三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即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以上我们依据中国现代化迄今为止的三个阶段，从启蒙视域中分析了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主要启蒙点。中国现代化还在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在不断推进，实践的不断变化必然会提出新的理论诉求，这种情况下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提供新的主要启蒙点，这种实践需求与理论供给之间的互动关系永无止境。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历史规律、批判资本逻辑、为人类发展指明方向的科学理论也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启蒙功能，马克思主义自身也将由之而发展。

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启蒙作用的整个历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未必全面的启示。

其一，不能将启蒙与启蒙话语作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作为近代西方意识形态的专利，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掌握启蒙的主导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揭示历史规律、洞察人类趋势，追求阶级解放、人类解放、个体自由、社会和谐，不仅科学认识世界，更致力于革命性改造世界，是比资本主义启蒙高级的多、彻底的多的价值启蒙与思想启蒙。而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不断破除积习成见、打破僵化认识、解放思想的去蔽过程，就是把握规律、掌握逻辑、澄明认识的启蒙过程。比如，作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行动指南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批判了西方意识形态及其话语，提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新的价值观、文明观、发展观、安全观、治理观，提出全球三大倡议，把握世界大势、指明发展方向，这种解构与建构的有机结合难道不是在启人民之蒙、历史之蒙、时代之蒙、世界之蒙吗？资本主义的启蒙已成过去，而我们的启蒙则立足实际、不断推进、向未来开放。在今天，深入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功能与启蒙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启蒙功能与启蒙使命、社会主义的启蒙功能与使命，对于增强四个自信，提升中国在道义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的全球引领力，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有所助益的。

其二，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主要启蒙点的选择既受制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也基于政党的能动选择，但这种能动选择有时并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般意义上，对一种理论的理解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原原本本，彻彻底底，清清楚楚。这是因为，解读者与文本之间永远会存在理解间距；特殊意义上，正如上述，近现代以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缺乏完整、系统、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理解性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受到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的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些现代性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逐步生成，而不可能在中国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即全部生成。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发展到什么程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解性传播就有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离开了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纯粹自由自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准确理解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完全具备，启蒙点的选择者又想尽可能快地改造现实世界，就必然会倾向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能够凸显人的能动性的观点（比如启发阶级觉悟、激发阶级行动的阶级观点，比如强调生产关系的破旧立新对于生产力反作用的观点等）。这种对人的能动性的强调一旦过度，就会导致主观主义，导致对观点本身理解的偏颇。比如，革命战争年代选择阶级观点作为主要启蒙点意义巨大，但这也强化了阶级思维特别是阶级斗争思维，以致阶级思维的泛化与阶段斗争的扩大严重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再比如，对生产关系变革中人的能动性的过于强调容易导致破旧立新的激进化、理想化。回顾以往，在马克思主义发挥对中国现代化启蒙功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主观能动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张力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如何使选择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能够更好符合、遵循现实实践的客观要求与必然规律呢？一个是通过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反思、深化认识，二是依靠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现代化的不断扎实推进，一方面使得中国社会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不断具备，另一方面也不断展示出经济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展示出客观现实对于主体选择的强大制约性，从而大大减小了思想与行为理想化、激进化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升，随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经验与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主要启蒙点的选择将会更加契合实际、更加准确，相关理解也必将更加到位。

其三，根本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启蒙点是被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但政党的选择毕竟在其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具有了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政党也需要不断提高准确选择启蒙点的能力与水平。尤其回顾历史，政党选择方面的失误教训还是要深刻汲取。对于政党选择能力的提升，在强调实践检验标准的基础上，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要认真考虑、切实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与意见，不能以主观主义代替深入的调查研究，代替广泛的民情民意。如果主要启蒙点的选择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性利益诉求，不仅会影响理论的信誉，更会造成现实实践的消极后果。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启蒙的对象，启蒙必须针对主体与对象的客观实际，启蒙效果必须接受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检验。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袖总是强调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这里面包含的是深刻的历史总结。二是认真贯彻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使集中真正建立在真实有效的党内民主基础上。全党智慧的集中使得主要启蒙点选择的科学性、合理性将会得到更大程度的保证。这也就是邓小平为什么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四，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当然发挥着决定性的启蒙功能，但国外特别是西方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思潮在某些方面、领域也发挥着一定的借鉴与启蒙作用，对此毋庸讳言，我们党历来也是强调学习国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也会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激活，从而发挥特定的精神指引之功。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但必须认识到，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而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与启蒙最为根本、最为关键，国外相关理论的借鉴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固然重要，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性、主导性启蒙资源的前提下发挥作用，不宜将它们的启蒙功能过分夸大。与之相应，中国共产党章程强调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而不是其他。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根本指导思想”“归根结底”的说法直接、清楚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启蒙资源中的地位，对此的认识是不能也不应模糊的。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参考文献有所省略，“马理论学人”公众号编辑，转载请注明出处！